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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漢代政府組織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作者:錢穆


一、漢代政府組織

甲、皇室與政府

嚴格說來,要到秦漢才是中國歷史上正式有統一政府。秦以前的中國,只可說是一種封建的統一。只要到秦漢,中央方面才有一個更像樣的統一政府,而其所轄的各地方,也已經不是封建性的諸侯列國並存,而是緊密隸屬於中央的郡縣制度的行政區分了。因此講中國傳統政治,可以逕從秦漢講起,以前暫略不論。秦代只是漢代之開始,漢代大體是秦代之延續。所以秦代暫亦不講,而只講漢代。

現在專說漢代政府究是怎樣組織的?我們要看政府的組織,最重要的是看政府的職權分配。在此方面,我亦只想提出兩點來加以申說。第一是皇室與政府之職權劃分,第二是中央與地方的職權劃分。

我們知道:秦以後,中國就開始有一個統一政府,在一個統一政府裏,便不能沒有一個領袖。中國歷史上這一個政治領袖,就是皇帝。這皇帝又是怎樣產生的呢?在中國傳統政治裏,皇位是世襲的──父親傳給兒子。若用現代政治眼光來衡量,大家會懷疑,皇帝為什麼要世襲呢?但我們要知道,中國的立國體制和西方歷史上的希臘、羅馬不同。他們國土小,人口寡。如希臘,在一個小小半島上,已包有一百幾十個國。他們所謂的國,僅是一個城市。每一個城市的人口,也不過幾萬。他們的領袖,自可由市民選舉。只要城市居民集合到一曠場上,那裏便可表現所謂人民的公意。羅馬開始,也只是一城市。後來向外征服,形成帝國。但其中央核心,還是希臘城邦型的。中國到秦、漢時代,國家疆土,早和現在差不多。戶口亦至少在幾千萬以上。而且中國的立國規模,並不是向外征服,而是向心凝結。漢代的國家體制,顯與羅馬帝國不同。何況中國又是一個農業國,幾千萬個農村,散佈全國,我們要責望當時的中國人,早就來推行近代的所謂民選制度,這是不是可能呢?我們若非專憑自己時代判斷,來吞滅歷史判斷,我們應該承認皇位世襲,是中國已往政治條件上一種不得已或說是一種自然的辦法。況且世界各國,在歷史上有皇帝的,實在也不在少數。我們不能說,中國從前不用民主選舉制,而有一個世襲的皇帝,便夠證明中國傳統政治之黑暗與無理性。在封建時代,本來有很多家庭有他們世襲的特權,這些皆所謂貴族。但從秦漢以後,封建制度早已推翻。單只皇室一家是世襲的,除卻皇帝可以把皇位傳給他兒子以外,政府裏便沒有第二個職位,第二個家庭,可以照樣承襲。郡太守不能把郡太守的職位傳給他兒子,縣令不能把縣令的職位傳給他兒子。這已是政治制度上一項絕大的進步。從前封建時代,政府和家庭,有分不開的關係,現在則不然了。組織政府的是一個一個人,不再是一個一個家。不過在那時,還留下一個很大的問題:便是皇室和政府的關係。皇室是不是即算政府?若把皇室和政府劃開,這兩邊的職權又怎樣分?這是秦漢時代首先遇到的一個大問題,也是此下中國政治史上一向要碰到的一個大問題。

拿歷史大趨勢來看,可說中國人一向意見,皇室和政府是應該分開的,而且也確實在依照此原則而演進。皇帝是國家的唯一領袖,而實際政權則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國家的元首,象徵此國家之統一;宰相是政府的領袖,負政治上一切實際的責任。皇權和相權之劃分,這常是中國政治史上的大題目。我們這幾十年來,一般人認為中國從秦漢以來,都是封建政治,或說是皇帝專制,那是和歷史事實不相符合的。

要講漢代皇權和相權之劃分,讓我先舉一實例:當時皇帝宰相,各有一個﹁秘書處﹂,而兩邊的組織,大小不同。漢代皇帝有六尚,尚是掌管意。六尚是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與尚書。五尚都只管皇帝私人的衣服飲食起居。只有尚書是管文書的,這真是皇宮裏的﹁秘書﹂了。漢代開始的尚書,其職權地位本不高,後來才愈弄愈大。最先尚書只是六尚之一,這是皇帝的秘書處。若說到宰相的秘書處呢?共有十三個部門,即是當時所謂的十三曹,一個曹等於現在一個司。我們且列舉此十三曹的名稱,便可看出當時宰相秘書處組織之龐大,與其職權之廣泛。

一西曹,主府史署用。

二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除,並包軍吏在內。二千石是當時最大的官,以年俸有兩千石穀得名。可見朝廷一切官吏任免升降,都要經宰相的秘書處。

三戶曹,主祭祀農桑。

四奏曹,管理政府一切章奏,略如唐代的樞密院,明代的通政司。

五詞曹,主詞訟,此屬法律民事部分。

六法曹,掌郵驛科程,這像現在的交通部,科程是指一切交通方面之時限及量限等。

七尉曹,主卒曹轉運,是管運輸的,略如清代之有漕運總督。

八賊曹,管盜賊。九決曹,主罪法。此兩曹所管屬於法律之刑事方面。

十兵曹,管兵役。

十一金曹,管貨幣鹽鐵。

十二倉曹,管倉穀。

十三黃閣,主簿錄眾事,這是宰相府秘書處的總務主任。

這十三個機關,合成一個宰相直轄的辦公廳。我們只根據這十三曹名稱,便可想見當時政務都要彙集到宰相,而並不歸屬於皇帝。因為皇帝只有一個籠統的尚書處,只有一個書房。最先的尚書也僅有四人,而宰相府下就有十三個機關。這相府十三曹,此諸皇室尚書的範圍大得多,而且此十三曹的權位也很重,也竟儼如後代之專部大臣。可見漢代一切實際事權,照法理,該在相府,不在皇室,宰相才是政府的真領袖。以上單據一例來講皇室和政府的區別。從中國傳統政治的大趨勢看,一般意見一向是看重這區別的。

乙、中央政府的組織

現在說到漢代中央政府的組織。當時有所謂三公、九卿,這是政府裏的最高官。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稱三公,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長;太尉管軍事,是武官首長;御史大夫管監察,輔助丞相來監察一切政治設施。它是副丞相。按照漢代習慣,用現代語說,這裏有一種不成文法的規定,須做了御史大夫,才得升任為丞相。太尉雖與丞相尊位相等,實際除卻軍事外,不預聞其他政事。因此當時最高行政長官實在是丞相。

依照文字學原義,丞是副貳之意。所謂相,也是副。就如現俗稱嬪相,這是新郎新娘的副,新郎新娘不能做的事,由嬪相代理來做。所以丞是副,相也是副,正名定義,丞相就是一個副官。是什麼人的副官呢?他該就是皇帝的副官。皇帝實際上不能管理一切事,所以由宰相來代理,皇帝可以不負責任。為什麼又叫宰相呢?在封建時代,貴族家庭最重要事在祭祀。祭祀是最重要事在宰殺牲牛。象徵這一意義,當時替天子諸侯乃及一切貴族公卿管家的都稱宰。到了秦、漢統一,由封建轉為郡縣,古人稱﹁化家為國﹂,一切貴族家庭都倒下了,只有一個家卻變成了國家。於是他家裏的家宰,也就變成了國家的政治領袖。

本來封建時代,在內管家稱宰,出外作副官稱相,所以照歷史傳統講,宰相本來只是封建時代貴族私官之遺蛻。但正因如此,所以秦漢時代的宰相,他不但要管國家政務,還要管及皇帝的家務。這在周官書裏的天官冢宰的職權,便是如此的。但現在的宰相,他既要掌管國家政府的一切事情,他再沒有工夫管皇帝的家事,於是在御史大夫,即副丞相之下,設有一個御史中丞,他便是御史大夫的副,這個人就住在皇宮裏。那時凡具中字的官,都是指是住在皇宮的。皇室的一切事,照例都歸御史中丞管。御史中丞屬於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隸屬於宰相,如實則皇室一切事仍得由宰相管。從另一方面講,宰相的來歷,本只是皇帝的私臣,是皇帝的管家,自該管皇宮裏的事。那是封建舊制遺脫未盡。但從另一方面看,只好說,皇帝也不過市政府下面的一部分。所以宮廷事,也歸宰相來統治。那時,皇帝有什麼事,交待御史中丞,御史中丞報告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再轉報宰相。宰相有什麼事,也照這個手續,由御史大夫轉中丞,再轉入內廷,這是當時皇帝與政府關係之大概。

再說漢代的九卿,那是: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他們的官位都是二千石,又稱中二千石。因他們都是中央政府裏的二千石,以示別於郡太守地方行政首長之亦是二千石而名。若講到這些九卿職名的來歷,卻很有趣味:

太常在秦代叫泰常,這個常字,本當作嘗。他是管祭祀祖先鬼神的。依四時奉獻時物,讓祖先鬼神時時嘗新,故稱泰嘗。在古代,宗教意味猶在政治意味之上。古代的住宅,東偏是祠堂,即廟,西偏是家屋,即寢。生宅死宅,連在一起。後代民間此制雖廢,皇宮仍沿舊軌。直到清代,太廟不是緊貼在皇宮的東邊嗎?古代的家庭,最重要的,可說不是活人而是死人,祭祖自屬大事。宰就是掌管殺牛祭祖的。所以漢廷九卿的第一卿,也是管祭祀的。這個官,正名定義,該屬於皇家,管皇家的廟,管皇家祭祖的一個家務官。不好算是朝廷公職。

其次是光祿勳。這個官名,直到清代還有,但這三字的原義,卻早就忘失了。依文義講,勳該就是閽,古音相同,這是皇家的門房。光是大義,光祿該即是大麓,祿麓音同相借。為什麼門房稱大麓呢?此因古時代的皇帝,多半靠山住家,好像宋江在梁山泊,朱貴在山腳下開設酒店,好通報消息。所以皇帝居山,房門就設在山麓。尚書上說舜管堯的大麓,那便是舜做了堯的宰相。換言之,乃是當了堯的門房。因此光祿與勳是古今語,都指門房言。

衛尉是一個武職,掌門衛屯兵,這是皇宮的衛兵司令。當時凡屬軍事方面的官都稱尉。

太僕猶之是皇帝的車夫,︽論語︾ :﹁子適衛,冉有僕﹂,僕是趕車的。皇帝出去,太僕就替他趕車。那是皇帝的汽車司機。

廷尉是掌法的,犯了皇帝的法,都歸他管。

如此看來,太常管皇家太廟,光祿衛尉,一是門房頭兒,一是衛兵頭兒。這都是在裏面的。皇帝出門,隨帶的是太僕,在外面有人犯法,就是廷尉的事。

大鴻臚,一直相沿到清代,就等於外交部。也如現在之禮賓司,是管交際的。臚是傳呼義。古禮主賓交接,由主傳到主身邊的相,再由主身邊的相傳到賓邊的相,由是而再傳達到賓之自身。鴻即大義。大臚是傳達官。

宗正是管皇帝的家族,其同姓本家及異姓親戚的。

以上七個卿,照名義,都管的皇家私事,不是政府的公務。由這七卿,我們可以看出漢代政治,還有很多是古代封建制度下遺留的陳跡,然而那時已是化家為國了,原來管皇帝家務的,現在也管到國家大事了。譬如太常就兼管教育,因為古代學術都是在宗廟的。西方也一樣,直到現在,在他們,教育和宗教還是分不開。光祿勳原是皇帝的總門房,現在皇宮裏一切侍衛都要他管。那時皇宮裏的侍從,還不完全是太監,而且太監很少,大部分還是普通人。當時一般要跑入政府做官的人,第一步就得現進入皇宮裏,充侍衛,奉侍皇帝,讓皇帝認識,然後得機會再派出去當官。這些在皇宮裏服務的,多半是年輕人,當時稱作郎官,都歸光祿勳管。孔子十二世孫孔安國,也就做過郎官。太僕呢?因管車馬,所以國家一切武裝,好像﹁坦克車、飛機﹂之類,他也連帶管了。廷尉就變成司法,大鴻臚就變成外交。這是歷史演變。我們推尋出這一演變,卻並不是說漢代的中央政府還是一個封建政府,而當時的九卿還是皇帝之私臣。因此等卿都隸屬於宰相,而所管亦全是國家公事。

此外還有兩個卿,就是大司農和少府,都是管財政經濟的。大司農管的是政府經濟,少府管的是皇室經濟。大司農的收入支銷國家公費,少府收入充當皇室私用。皇室不能用大司農的錢。所以我們說當時皇室和政府在法理上是鮮明劃分的。當時全國田賦收入是大宗,由大司農管。工商業的稅收,譬如海邊的鹽,山裏的礦,原來收入很少,由少府管。

這九卿,全都隸屬於宰相。

我們上面講九卿,照名義來歷,都是皇帝的家務官,是宮職,而系統屬於宰相,豈不是宰相本是皇帝的總管家嗎?但換句話說,便是當時政府的首長,宰相,可以管到皇宮裏的一切。舉例來說,少府掌管皇室經費,而少府屬於宰相,宰相可以支配少府,即是皇室經濟也由宰相支配。這樣一講,豈不是皇室反而在政府之下了嗎?本來封建時代的宰相,就是皇帝的管家,但到了郡縣時代,化家為國,宰相管的,已經是國家了,不是私家了,所以他成了政府正式的首長。從前私家家庭中的各部門,也就變成公家政府的各部門。封建時代,以家為國,周天子是一個家,齊國也是一個家,魯國又是一個家,這樣的貴族家庭很多,天下為此許多家庭所分割。那時在大體上說,則只有家務,沒有政務。現在中國已經只剩了一家,就是當時的皇室。這一家為天下共同所戴,於是家務轉變成政務了。這個大家庭也轉變成了政府。原先宰相是這個家庭的管家,現在則是這個政府的領袖。

以上對漢代的三公九卿,已經講了一個大概。這是當時中央政府的組織情形。

丙、漢代地方政府

漢代的地方政府,共分兩級:即郡與縣。中國歷史上的地方政府以縣為單位,直到現在還沒有變。漢時縣的上面是郡,郡縣數當然也隨時有變動。大體說,漢代有一百多個郡,一個郡管轄十個到二十個縣。大概漢代縣數,總在一千一百到一千四百之間。中國歷史上講到地方行政,一向推崇漢朝,所謂兩漢吏治,永為後世稱美,這一點值得我們的注意。若以近代相比,今天的地方行政區域,最高為省。一省之大,等於一國,或者還大過一國。一省所轄縣,有六七十個以至一二百個,實在太多了。但就行政區域之劃分而論,漢制是值得稱道的。

漢代郡長官叫太守,地位和九卿平等,也是二千石。不過九卿稱為中二千石,郡太守是地方上的二千石。郡太守調到中央可以做九卿,再進一級就可當三公,九卿放出來也做郡太守。漢代官級分得少,升轉極靈活,這又是漢制和後來極大的不同。九卿放出來當太守,並不是降級。地方二千石來做中二千石,也不是升級,名義上還是差不多。當時全國一百多個郡,太守的名位,都和九卿差不多,因此雖是中央政府大一統的局面,雖是地方行政區域劃分得比較小,卻不感覺得這個中央政府高高在上。

丁、中央與地方之關係

說到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每郡每年要向中央上計簿,計簿就是各項統計表冊,也就是地方的行政成績。一切財政、經濟、教育、刑事、民事、盜賊、災荒,每年有一個簿子,分項分類,在九十月間呈報到中央,這叫做上計。

中央特派專員到地方來調查的叫刺史。全國分為十三個調查區,每一區派一個刺史,平均每一刺史的調查區域,不會超過九個郡。他的調查項目也有限制,政府規定根據六條考察,六條以外,也就不多管。地方實際行政責任,是由太守負責的。政府派刺史來調查,不過當一個耳目。所以太守官俸二千石,而刺史原始只是俸給六百石的小官。根據政府規定項目調查,縱是小官也能稱任。而且惟其官小,所以敢說敢講,無所避忌。

這些刺史,上屬於御史丞。皇宮裏還有十五個侍御史,專事劾奏中央乃及皇宮裏的一切事情的。部刺史和侍御史的意見,都報告到副宰相御史大夫,副宰相再報告到宰相。副宰相所輔助宰相的,便是這一個監察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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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魚文明》第十一章 戰鬥與修復

金魚文明

——注意力經濟如何操縱我們的網絡生活

作者:[法]布呂諾·帕蒂諾(Bruno Patino)

譯者:劉星馳

ISBN:978-7-5115-6925-7

人民日報出版社


四場戰鬥


打擊錯誤認識,而不是盲目開戰。互聯網巨頭孕育的第一個錯誤認知,源自初期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短期經濟利益的碰撞。這個認知提出,數字發展帶來的社會和經濟紊亂都可進行自我調節,就像「看不見的手」一樣。在實操層面上,它強調「自我約束」。然而,想要上市公司自覺自愿地將社會福社「內化」爲其戰略決策,並爲了社會共榮而減少盈利,這簡直是癡人說夢。相反地,近期的事件顯示,聯合起來對互聯網巨頭施壓,並發表聲明是行之有效的做法。

在國家、歐洲甚至是世界範圍內進行協商是着實可能的。迄今爲止,討論都是圍繞收入的再分配展開的。稅收當然是再分配的手段之一,在尊重著作權的前提下直接向創作者支付酬勞也可達到目的。調控甚至可以包括時間的再分配,這一點並沒有它聽上去的那麼虛無縹緲。首先,在現實生活中已經有類似案例了,如賭場限制那些太過脆弱的客人進入,並規定了最低年齡限制。其次,從長遠來看,網絡巨頭們有必要確保自己尚且年輕的產業結構,不會摧毀它們和用戶們建立起來的中長期聯繫。網癮、潛在的抑鬱症風險和疲勞感等症狀,會逐漸成爲所有用戶的問題,並進入大衆意識,這一定會讓人們對社交平台的基礎價值提出質疑。限制數字平台用算法和界面這些「大腦黑客」搜取用戶注意力,等於讓它們用短期經濟利益來換取更長久的發展。

就注意力搜取算法的應用規範進行協商。把集體干預的重點放在與平台息息相關的事務上,要避免限制過多,以維護網絡的自由。我們應該優先考慮三個方面。

首先,有一些算法的編寫目的是最大程度地提高信息的經濟效率,並且爲那些能夠引起憤怒和情緒反應的內容增加曝光度。行動的第一步,就是要讓這些算法的工作方式更透明,接着是限制其運用範圍。

其次,「暗黑模式設計」等互動界面能夠培養用戶的成癮行爲。而 2025 年之前即將湧現出來比智能手機更隱蔽的工具,還可能繼續改變人機互動的性質。因此,強制建立一個「健康的」符合倫理的人機互動形式可能是公共衛生事業的必要舉措。

最後,限制注意力廣告邏輯在平台內部的應用範圍。眼下,這些廣告覆蓋了所有的網頁和服務。傳統媒體在發展過程中嚴格地區分了廣告內容與新聞及其他的編輯建議內容。而且,各國都制定了約束廣告信息的規則(其中包括美國。從 1920 年起,美國在消費者協會的壓力下制定了廣播業廣告規範)。

思考網絡平台的法律規範,以擺脫讓社交平台擁有豁免權的美國模式。適度定義平台商的責任是一條漫長、艱難而曲折的道路,要想在所有網絡服務和內容上都實行無疑是不可能的,但是起碼這種願景是存在的。並且,嘲雜的討論已經開始了。

談到新聞,如果不給新聞業撥款,就無法實現法律責任所要求的可靠性。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和新聞媒體及其編輯人員商討一個新的談判框架。

開發不與注意力經濟掛鈎的數字產品。這些舉措不能僅限於蒂姆·伯納斯·李提出的重要的「反互聯網」項目。「公共」社交網絡這一雄心勃勃的主張已經得到了美國某些大學的支持(如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公民媒體中心)。這讓人回想起 20 世紀初歐洲在視聽媒體領域採取的舉措:BBC 的成立就是爲了避免媒體受個人利益和廣告市場所主導。不過,通過鼓勵平台開發「發現型」和「解放型」的算法,我們也可以採取一些收效更快,十分有用的小規模行動。「綠色」人工智能是通往「反互聯網」的另一條道路。這樣的話,我們就有可能打造一個既野心勃勃、又可實現的工業化科技項目,而不是「歐洲 Google」或者「歐洲 Facebook」一類的幻想。

在這一點上,大衆媒體可以起到關鍵作用。由於沒有被廣告商收買,且忠誠於它們的普世使命,它們能夠且應當向網絡平台貢獻經過核實的另類信息,讓大家能夠在純粹的注意力邏輯中「停下腳步」。它們要在平台的信息輸出中「反輸出」成爲網絡政權中的抗衡勢力。另外,它們提供的另類選項能夠給構建與注意力經濟邏輯背道而馳的技術工具提供機會。開發歡迎新觀點、新文化領域、新敘事模式的算法;控制兒童和成人的上網時間,設置防沉迷提醒;開發讓人放鬆、而非充滿挑逗的互動界面;把提醒降到最低;提供前期時間投入多的節目(紀錄片、創意作品);降低音量,阻止頻閃效應……可做的事情還有很多。

四個處方


一種新型的智慧、新型的自由嘗試已經顯露頭角。當然,數字化帶來的分裂仍然存在。不過,即將到來的不平等卻發生了變化:聯網不再是目的,斷網才是。相比音樂,寧靜更重要,相比交流,冥想更可貴;相比即時消息,深入的思考更受推崇。關於「科技戒毒」主題的研討會數目與日俱增。修道院裡的清修從此換了性質:以前是逃離俗世來尋找上帝,現在變成了和逃離電子刺激來尋找自我。斷網是爲了重新回到現實世界,但這麼做的目的並不是人間蒸發,也不是拒絕數字社會的超凡潛力。我們僅僅需要明白一一自由來源於自律。這種自律不是禁慾,而更多的是節制,是一些說來容易做起來難的個人規則,一些頗爲實用卻難以強加於人的辦法。

庇護所。保羅·瓦萊里(Paul Valery)預言了一種未來:屆時,只有建立電波不侵的修道院,隔絕庸衆、新鮮事物以及盲從輕信的影響,世人才能夠獲得自由。這位作家的預言如今已經變成了人類文明的必需品。在學校及學術、祈告、辯論、會議等場所,建立像禁煙區一樣的「禁網區」屬於公共衛生的範疇。接收——慶祝——傳播,這個埃馬紐埃爾·萊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口中的「三位一體」,將在我們戒掉網癮的那天實現。硅谷的企業家們正是因爲想清楚了這一點,才把孩子安排到了無網絡技術的教育機構。

我可以毫不費力地想象大量禁網場所的場景,簡單的告示牌提示人們:禁止電子設備妨礙我們的共同生活。在餐前和家人共處的時間交出電子設備,並讓這個舉動成爲一個簡單的社交禮儀。畢竟,手機屏幕是私密的,不以私密屏幕示人再正常不過。在校園裡限制使用手機已經成爲現實。以斯坦福大學爲例,這所孕育了數字時代、網絡平台和聯網社會的高校,已經禁止上課使用手機,並在逐步禁止電腦的使用。

我們最終的目的,是讓斷網在技術層面更易於操作,使它成爲網絡功能的一部分,即使這種做法會觸及部分人的直接經濟利益。2018 年,Facebook 公開承認,即使用戶斷開連接,它們的應用程序仍然會繼續「竊取」用戶數據。在改變這一點上,用戶仍然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保護。不僅保護空間,也保護時間。當我們說到休息,或者像盎格魯-撤克遜人那樣談論「小短一會兒」的可能性時,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的關鍵在於我們能否斷網,尤其是排除社交網站的和干擾。這些時間當然包括晚上和家人或朋友共處的親密時間。

我還記得在一個專業探討會上,與會者在開會之前被要求把手機放進一個籃子裡。開會是一個再平常不過的場景,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開會,但這個舉措執行起來卻頗爲不易。每個人都試圖找到一個好的藉口來逃脫上繳手機,我自己就是頭一個。不過,以後這種只允許接打電話而阻止聯網的籃子或者口袋應該會得到普及。不妨設想給我們的手機添加這樣一種簡單的功能:除了「飛行模式」之外,再設計一個「戒毒模式」,讓我們在特定時間之內不再被消息提醒打擾到,如何?

斷網幾天,權當休假,這種設想並不幼稚。我們確信少年兒童也需要這種假期,而且他們無疑比成年人更需要,這並不是白日夢。社交網站必須下決心給它們的互動頁面加入一個「退出」幾天甚至幾周的功能。比如說每周兩天或每年兩個月,平台的互動頁面可以主動鼓勵休假:「您好,您近期似乎經常使用 Facebook。我考慮在接下來幾天之內停止與您互動,您同意嗎?我將通知您的好友。」然而,現狀卻和這種想法形成鮮明的對比。用戶哪怕只減少一點社交平台的使用,就會遭到威脅性的消息轟炸(發生了什麼?)讓人焦慮的提醒(您知道您正在錯過多少好友動態嗎?)技術清除的威脅(您有丟失偏好設置的風險),與此同時,用戶的個人數據仍然在被存儲、利用、變現。

解釋。已經進入校園的社交網站,也可以走出校園。與此同時,我們需要教會學生如何正確使用它們、避開它們的不良影響、認識它們的成癮機制和對抗辦法,以及網站的病毒性傳播邏輯。闡述網上發生的事情和現實生活之間的連續性,能夠幫助年輕人意識到一點:那些看似虛擬的事情(開玩笑、騷擾等)不會只局限於虛擬世界。

減速。重新奪回時間,找回不受打擾、無電子刺激的片刻寧靜,就能夠形成一個良性循環。類似 SOL(「不如讀書吧?」,旨在強制在校學生每天閱讀半個小時)之類的運動,肩負着走出試驗階段,成爲集體工具的使命。我們的社會模式是基於加速構建起來的。因此,在任何領域(如信息、媒體、線上或者線下,甚至是消費領域)的減速舉措,都是一種抵抗手段,也是促進解放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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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魚文明》第二章 成癮

金魚文明

——注意力經濟如何操縱我們的網絡生活

作者:[法]布呂諾·帕蒂諾(Bruno Patino)

譯者:劉星馳

ISBN:978-7-5115-6925-7

人民日報出版社


……

我們的症狀明顯涉及了人格和行爲障礙的範疇。有一些新潮詞語能夠表達我們失去自由後的悔恨:那些因爲害怕過手機消息而避免進入深度睡眠的人,被稱爲「哨兵睡眠者」(意思是像哨兵一樣隨時保持警醒,不進入深度睡眠的人);屆要離開手機片刻就會陷入尺慌的人,被稱爲「無手機焦慮症,(nomophobia)患者;還有「低頭族」(phubbing),指的是在同事、朋友、戀人或家人說話時也要公然翻手機的人。phubbing 是一個縮合詞,由單詞電話(phone)和冷落(snubbing)組成。這個詞的構成是相對樂觀的,因爲它默認「低頭」是一種主觀行爲。但是,只需稍加留意就能得出相反的結論:低頭族現象是一種完全無意識的條件反射。我們的脊髓已經取代了大腦,而智能手機又取代了脊髓的位置。

數字社會聚集了一羣被屏幕催眠的「癮君子」。由於我們常常將數字社會的習慣與讀報紙、聽廣播和看電視的習慣相提並論,所以完全沒有發覺這種從習慣到成癮的轉變。這種轉變有三個要素:耐受性、衝動和依賴。耐受性是指身體需要定期加「量」,以獲得相同的快感;衝動使人無法抵抗自己的欲望;而依賴就是無論思想還是行爲都被欲望奴役,直至連生命也完全被欲望吞噬。根據這些簡單的判斷標準,加上對自己和周圍人的觀察,診斷結果不言而喻:我們上癮了。

「數碼毒癮」還在一點點擴張它的王國,各處散播超出我們認知的精神疾病。「近期實驗室」(Near Future Laboratory),一個由專家和醫生組成的工作團隊)總結出四種精神失常:焦慮綜合徵、檔案精神分裂症、被遺忘恐懼症和偏執跟蹤。

焦慮綜合徵是最爲常見的精神失常。它的表現是:一定要把自己的所有事情事無巨細地發布在社交平台上,無論這些事情多麼微不足道。在 Instagram 上傳一則故事,Facebook 上更新一張照片,再發送一條推文……其中的焦慮,來自害怕沒有「對的時機」或者「對的照片」。照片雖然已經用濾鏡和各種修圖工具一再美化過,卻還是擔心不能引起足夠多的吹捧。有些人爲了在社交網站上譁眾取寵,不惜以身犯險,結果在自拍時遭遇事故,最終受傷甚至死亡。這些也許只會博你一笑的案例,恰恰是普遍存在的社交焦慮的一種極端體現。智能手機中的人生是一種間接的存在,建立在對失去他人關注和評價的恐懼之上,哪怕這些關注與評價的人僅僅是網絡過客,是與他們萍水相逢的陌生人。然而,大量的贊帶來的安慰轉瞬即逝,如果下一個帖子得不到相同水平的回應,焦慮又會捲土重來。

檔案精神分裂症會找上那些在多個社交網站和婚戀網站上一人分飾數角,以致無法將真實的自我和扮演的人設區分開來的人。這些人由於過分沉迷於戴着面具與人對話,以至於在面對現實生活時,不知道該選哪張面具爲好。

被遺忘麗懼症,即害怕被同伴遺忘,因社交網站的到來有了新的發展。個人空間裡的一舉一動皆被量化,使得那些被虛擬夥伴遺棄或忽視的人越發孤獨。病患們如同幽靈一般,不停地翻看手機,只爲看到一個贊、一個分享或一個提及。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從「次等人」和「活該被同儕遺忘」的妄自非薄中抽身出來。

近期實驗室所說的最後一種精神疾病一一偏執跟蹤,指的是一個人在社交網絡上毫無意義地搜索另一個人的生活軌跡的病態行爲。這種病患會不厭其煩地尋找一個人或者多個人的生活軌跡,以此作爲自己的數字獵物。雖然這些信息和病患自己在網絡上留下的痕跡一樣,都經過杜撰和修改,但是當事人已無法客觀地辨別這些信息的真假。因此,病患一步一步地將自己關進一個「哈哈鏡遊戲」之中。每發現一個新的照片或者鏈接,對方的形象就更真實,而當事人的人生卻更模糊了。隨着不滿情緒的增加,對尋找其他鏈接的癡迷也隨之增強,直到他陷入一種類似抑鬱症早期症狀的「偏執」狀態。

排山倒海的信息和電子刺激擊潰了我們所有的防線。每分鐘,Twitter 網站上發布 480 000 條推文,Snapchat 網站上發布 2 400 000 條「快照」,全球 973 000 位用戶登錄 Facebook,174 000 人訪問 Instagram,而這些數字還在逐月遞增。網民在 60 秒內所做的事件清單讓人頭暈目眩:3 800 萬條信息,1 800 萬條短信,110 萬次 Tinder 上的「滑動」(在這個約會網站上,這個手指動作意味着瀏覽下一個檔案),430 萬個 YouTube 視頻被觀看,1.87 億封電子郵件……幾年前,牛津大學曾經試圖計算 1945 年至 2000 年每個人可利用的「空閒時間」,以及人們通過傳統媒體接觸到新聞、娛樂和文化信息之間的差距。和當今海量的信息相比,1945 年到 2000 年驚人的信息增量顯得微不足道。這所英國大學最終不得不放棄計算,因爲無窮大不適合做除法。

然而,我們不能把上述的一切完全歸咎於海量的信息和刺激,我們原本可以對源源不斷的信息流報以不同的回應。網絡成癮也並非偶然,我們與那些聯網設備和應用難捨難分,以及面對屏幕上的數字刺激時產生的衝動回應,經研究後發現是被刻意引導的結果。這種導致成癮的伎倆,早在互聯網誕生之前就已經存在,它最先被應用在老虎機上,其至今還在爲賭場盈利,由此可見這種技術背後的險惡用心。如今,硅谷巨頭們正明目張胆地使用這種技術。

成癮並非我們的聯網生活的副作用,而是構成我們的數字消費的無數界面和服務刻意營造的結果。1931 年,美國哈佛大學的行爲科學實驗室的一個實驗,首次爲博彩業提供了行爲學理論依據,隨後這種理論又被用於社交網絡。科學家們是用齧齒動物做的實驗。他們把一隻小鼠放在一個透明玻璃材質的立方體大盒子裡,小鼠可以通過操縱盒子裡的按鍵來獲取它愛吃的一種長條狀食物。這隻小鼠並非最先被觀測的對象,之前的小鼠們都很快明白了按鍵與食物掉落的關係,展現出快速學習並且適應環境的能力。最初的摸索階段,小鼠按壓機關的間歇並不規律,但是小鼠很快明白了機關和食物的因果聯繫。奇怪的是,小鼠明白原理後,按壓機關的頻率卻大大降低了。研究員最終找到了原因:小鼠只在感到餓的時候才會去觸動機關。這就像被觸手可及的食物包圍的人,絕不會有動力去囤糧一樣。面對這台旨在控制它的機器,小鼠反而成了操縱者。小鼠的條件反射,遠比研究員預計的要少。

隨後,研究員又用別的小鼠進行了一個不同的實驗。剛開始,所有的步驟都照常進行:觸動機關食物就會掉落,小鼠理解了其中的因果聯繫。但是隨後設定的事件與先前大相徑庭:有時候,小鼠按一下機關會得到大量食物;有時候,沒有東西從供應食物的管道里掉出來;有時候,掉出來的只是很少的一點食物。每次都不同,每次都不可預測。按道理來說小鼠應該會氣餒,然後遠離按鈕。但結果卻相反:受到獎勵機制的驅使,小鼠跟機關較起勁兒來。它完全置原理於不顧,歇斯底里般地按壓機關,越來越頻繁,越來越暴力,越來越機械化。即使吃飽了,按壓動作還在繼續。食物成了次要問題,小鼠已經沒辦法擺脫按鈕:環境把它變成了機關的奴僕。

由於這個研究展示了偶然性獎勵造成的行爲偏差,伯爾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納教授(Burrhus Frederic Skinner)的小鼠變得和巴甫洛夫的狗一樣人盡皆知。不確定性不會讓人止步不前或者垂頭喪氣,相反,它會製造一種衝動,最後導致上癮,以致一點點蠅頭小利就足以打消任何放棄的念頭。而且,由於獎勵是隨機的,實驗主體沒辦法找到掌控機關的行爲策略。

1990 年,也就是萬維網誕生的次年,斯金納與世長辭。他沒能親眼見證自己的研究成果應用在大型數字平台控制用戶行爲的理論模型中。不過,他見證了這項研究在博彩行業,尤其是在賭場中的飛速發展。

各種商業活動都希望通過研究人的行爲來改善其業績。商家剖析個體偏好、研究顧客的行爲習慣、記錄用戶反饋,以便更好地投其所好。大型賣場也不例外:他們不停地改進購物車型號(越大號的購物車就越能裝),重新擺放商品的位置(利潤高的觸手可及,利潤低的就擺遠一點兒),並且爲了提高顧客每次進店的消費額而重新安排既定路線(體積龐大的商品和生活必需品被擺放到購物路線的最後,給那些可買可不買的以及昂貴的商品騰出位置)。爲了激發出足以壓制自由意志的購買慾望,工程師們不眠不休,不給隨機性任何可乘之機。然而,這些策略還是有兩點不足之處。首先,觀察結果反映的都是按照調查法選取的代表性羣體的行爲,並非個體行爲;其次,即使超市費勁地營造「節慶」氣氛,它畢竟不是獎勵製造場,而是功利性的場所,這裡充斥的個體思想(如精打細算和趕時間)往往與商家誘導消費的想法相左。超市能夠通過培養消費習慣而生意興隆,卻培養不出真正意義上的成癮。

賭場就不一樣了,它們就是要完全靠隨機獎勵培養成癮性,並且藉此達到精神奴役的目的。從老虎機的調試到排列方式都經過了商家的仔細推敲。玩家看到身邊的人中了頭獎,會覺得自己離贏錢只有咫尺之遙,於是不由自主地衝動下注。上述這些還只是人門級的套路,心理學的全部知識都被應用到了賭博的「聖殿"。雖然人們對賭博引發的行爲失常以及破產風險心知肚明,但是無奈賭徒就像透明箱子裡的小鼠,被囚禁在險象環生的囹圄之中。

一些數字平台也利用了類似的機制。就像老虎機一樣,它們是用隨機獎賞來吸引用戶注意的。雖然虛擬收益不值一提,但是數字平台有賭場所沒有的優勢。數字平台爲完善系統所進行的行爲學分析,建立在大數據和用戶個人數據的基礎之上,這就使得個性化的成癮方案成爲可能。雖然網絡平台理論上都有年齡限制(開通 Facebook 賬號要求年滿 15 周歲),但事實上,它們的用戶羣要更年輕一些。孩子作出理性選擇和延遲滿足的能力還沒有發育完全。這種能力形成於大腦的前部(腦前額葉),它更傾向於長期利益。而另一個區域一一紋狀體和伏隔核一一則更傾向於即時滿足。選擇行爲會觸發這兩個大腦區域之間的較量。如果這類選擇導致的刺激過多,孩子就會產生決策疲勞。這麼一來,只要再有一點點隨機獎賞的刺激,孩子就會對及時行樂的誘惑繳械投降。與此同時,即時滿足還會觸發多巴胺的分泌。這種讓人欣快的分子會給原腦發送一個信號,讓它想"再爽一回"。成癮其實就是對多巴胺的依賴。

有一些手機應用會製造隨機獎賞的效果。Twitter 上雜七雜八的文本和 Facebook 上的「時間線」都屬此類:它們良莠不齊,有用的和沒用的攪在一起,或嚴肅,或荒謬,產生了老虎機那種時而掉 5 歐分,時而掉 10 萬歐元大獎的隨機效果。Tinder 這類婚戀應用也不例外。用戶手指滑動屏幕,讓一個個檔案從眼前閃過,然後標註那些「有戲」的。負責排列用戶檔案的算法原本可以像拆彈專家那樣,一邊收集用戶的個人數據,一邊向用戶提供更符合他的推薦。問題是,結果變得可預測的同時,隨機性就會減弱,那麼用戶使用應用的衝動也會隨之減少,應用的用戶平均瀏覽時間就會受到影響。因此,Tinder 的人工智能採取了相反的策略:它讓那些和用戶選擇相近的有可能會吸引用戶的照片和那些與歷史選擇差別較大的照片交替出現。這麼一來,結果的隨機性就保住了,用戶也就一直處於「上癮」的狀態。所以,各大平台的推薦中會加入一些「新發現」,並不是單純地出於拓寬服務範圍或者幫助消費者從既往的消費習慣里走出來的考慮,「意外發現"還能夠讓搜索結果具有一些不確定性。當用戶時而失望,時而驚喜的時候,離上癮就不遠了。

行爲心理學在數字服務中的應用,並不限於隨機獎賞體系。我們最常用的應用程序都建立在「自圓心理」、「決策疲勞」以及「心流理論」之上。藉由這些手段,他們讓用戶在應用上每次停留的時間更長,並且希望用戶完全放棄對這段時間的掌控。

俄國心理學家布盧馬·茲格尼克(Bluma Zeigamik,1900一1988)在 1929 年提出了他的「完成欲」理論框架,該理論一般被稱爲「茲格尼克效應」,又稱「自圓心理"。根據該理論,如果給一個人一串相互關聯、需要連續完成的事情,就能夠製造出不滿足感。這會督促人們徹底完成這一系列事情,只爲獲得完成時的滿足感,並且個體會在這個過程中忽略自由意志。在整個任務鏈條中,各個步驟的價值變得無關緊要,因爲只有在完成整個任務鏈之後,當事人方可獲得解脫。像 Netflix 這一類的付費視頻平台就是基於這種原理。電視頻道的連續劇通過每周播放一集的節奏,來製造一種儀式感、一種習慣。這是一種微妙的定量配給。爲了吸引回頭客,它們既要讓電視觀衆感到滿足,又要通過未完待續的方式製造一點挫折感,爲的是讓觀衆繼續追劇。這種連續劇無疑會大獲成功,而 Netflix 本身基於人體工程學的界面設計,也建立在「完成欲」理論上,目的是將習慣轉化爲成癮。內容的質量不重要,未完成的挫敗感才是關鍵。視頻之所以要連續播放,爲的是防止其他刺激打斷用戶的依賴,而「自動播放」功能確保了下一個視頻無須用戶動手或表態就能播放。基於「決策疲勞」的理論,平台爲用戶提供了一個緩解決策疲勞的環境。用戶被動地身處這個過量刺激的時空之中,任由它擺布。這種舒適感,最初只是讓人覺得愉悅,但很快就會變得不可或缺,隨後在大腦的控制區中占據有利地位。

匈牙利心理學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賴(Mihaly Csikszentmihalyi)的「心流理論」(Flow theory)是網絡平台常用的另一個心理一行爲學工具,它尤其被廣泛應用在那些畫面簡單的遊戲上,譬如《糖果粉碎傳奇》(Candy Crush)。算法爲每一個用戶都準備了不同的遊戲體驗,但這並不意味着遊戲難度要完全貼合玩家的水平。關卡不能太簡單,但又不能太難。遊戲難度要做到不需動腦,由此產生的強烈快感要能讓玩家從自己的現實環境和煩惱中抽離出來。它的界面看似動感,有各種得分和排名,但這並不是爲了營造你追我趕的競技氣氛,而是爲了讓玩家們體會一種屏幕中的安全感。

我們畫地爲牢,沉浸在多巴胺中不眠不休。持續性的提示、被操控的被動、滿足自戀心理的奉承和各種即時通知,控制了我們的數字生活。我們想要選擇自由,想要那種掌控信息所帶來的微醺和滿足感,但沉迷網絡的現實卻窺伺着我們。數字工具原本應當解放人類,一如 Google 公司之前的口號「不作惡」。可是技術的發展卻讓我們在一條追悔莫及的路上漸行漸遠。我們已經沒辦法毫無痛苦地抽身而出了。有一些數字企業領導聲稱「這並非我們本意」,然而事實證明並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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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格羣島》

他們在職務上不需要成爲有教養的、有廣博文化和眼光的人 —— 所以他們就不是這樣的人。他們在職務上不需要合乎邏輯地思考 —— 所以他們就不是這樣的人。他們在職務上只需要確切地執行指示和對痛苦的冷酷無情 —— 所以他們就是這樣的人。--1.4

我們正在忘記一切。--1.8

千篇一律的國家謊言已經使人們的頭腦昏亂到什麼程度!甚至我們中間最有容量的人也只能容下他親身體嘗過的那一部分真理。--1.6

要知道,真理似乎永遠是羞怯的,在過於強大的無恥謊言的壓力下,真理往往就沉默不語了。--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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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煥評傳》四

袁崇煥,廣東東莞人,祖上原籍廣西梧州籐縣。生於那一年無法查考。

他為人慷慨,富於膽略,喜歡和人談論軍事,遇到年老退伍的軍官士卒,總是向他們請問邊疆上的軍事情況,在年輕時候就有志於去辦理邊疆事務

他少年時便以「豪士」自許,喜歡旅行。他中了舉人後再考進士,多次落第,每次上北京應試,總是乘機遊歷,幾乎踏遍了半個中國。最喜歡和好朋友通宵不睡的談天說地,談話的內容往往涉及兵戈戰陣之事

明朝制度,每三年考一次進士,會試在二月初九開始,十五結束。三月初一廷試。袁崇煥於萬曆四十七年在北京參加廷試而中進士。楊鎬於該年二月誓師遼陽,三月間四路喪師。新中進士和大戰潰敗這兩件事在同一個時候發生,袁崇煥這個向來關心邊防的新進士一喜一憂,心情一定很複雜。他那時在京城,當然聽到不少遼東戰事的消息。

他中進士後,被分派到福建邵武去做知縣。

天啟二年,他到北京來報告職務。他平日是很喜歡高談闊論的,大概在北京和友人談話時,發表了一些對遼東軍事的見解,很是中肯,引起了御史侯恂(才子侯方域的父親)的注意,便向朝廷保薦他有軍事才能,於是獲升為兵部職方司主事(自正七品的知縣升為正六品的主事)。不做地方官了,被派到中央政府的國防部去辦事。

明朝官制,兵部(國防部)尚書(部長)一人,左右侍郎(副部長)各一人,下面分設四個司:武選(武官人事)、職方(軍政、軍令)、車駕(警備、通訊、馬匹)、武庫(後勤、訓練)。職方司等於現代的總參謀部,職方司有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二人。主事大概相當於總參謀部中的文職中校副處長。

袁崇煥任兵部主事不久,王化貞大軍在廣寧覆沒,滿朝驚惶失措。

清兵勢如破竹,銳不可當,自萬曆四十六年到那時,四年多的時間內,覆沒了明軍數十萬,攻佔撫順、開原、鐵嶺、瀋陽、遼陽,直逼山海關。明軍打一仗,敗一仗,山海關是不是守得住,誰都不敢說。山海關一失,清兵就長驅而到北京了。

於是北京宣佈戒嚴,進入緊急狀態。

可是關外的局勢到底怎樣,傳到北京的說法多得很,局勢越是不利,謠言越多,這是人類社會的通例。謠言滿天飛,誰也無法辨別真假。就在這京師中人心惶惶的時候,袁崇煥騎了一匹馬,孤身一人出關去考察。兵部中忽然不見了袁主事,大家十分驚訝,家人也不知他到了那裏。不久他回到北京,向上司詳細報告關上形勢,宣稱:「只要給我兵馬糧餉,我一人足可守得住山海關。」

這件事充分表現了他行事任性,很有膽識,敢作敢為而腳踏實地,但狂氣也是十足。若在平時,他上司多半要斥責他擅離職守,罷他的官,但這時朝廷正在憂急彷徨之際,聽他說得頭頭是道,便升他為兵備僉事,那是都察院的官,大概相當於現代文職的上校政治主任之類,派他去助守山海關。袁崇煥終於得到了他夢想已久的機會,雄心勃勃的到國防前線去效力。

他的豪語一定使朝中大官們印象十分深刻,所以得到朝廷的支持,從他家鄉招募了一批兵員去。當時守山海關的主要是新到的浙江兵。另有三千名廣東水兵,在袁崇煥之後到達。袁崇煥認為廣東步兵勇捷善戰,推薦他叔父袁玉珮負責招募三千名,其中包括袁崇煥平生所結納的死士謝尚政、洪安瀾等人。他又認為廣西狼兵雄於天下,衝鋒陷陣,恬不畏死,申請於田州、泗城州、龍英州各調二千名,由他至戚慷慨知名、且善武藝的林翔鳳帶領。朝廷一一批准

他到山海關後,作為遼東經略(東北軍區總司令)王在晉的下屬,初時在關內辦事。王在晉見他任事幹練,很是倚重,派他出關到前屯衛去收撫流離失所的難民。袁崇煥奉命之後,當夜出發,在荊棘虎豹之中夜行,四更天時到達。前屯城中將士無不佩服。袁崇煥本是書生,這一來,兵將都服了他了。

王在晉奏請正式任他為寧前兵備僉事。袁崇煥本來是沒有專責的散官,現在有了駐地,相當於寧遠、前屯衛二城的城防司令部政治委員,身當山海關外抗禦清兵的第一道防線。寧遠在最前線,前屯衛稍後。不過他雖負責防守寧遠、前屯衛,第一線的寧遠卻沒有城牆,沒有防禦工事,根本無城可守。他只得駐守在前屯衛。

至於明軍一切守禦設施,都集中在山海關。山海關是「天下第一關」,防守京師的第一大要塞,然而它沒有外圍陣地。清兵若是來攻,立刻就衝到關門之前。

稍有軍事常識的人都立刻會看出來,單是守禦山海關,未免太過危險,沒有絲毫退步的餘地。只要一仗打敗,這個大要塞就失守,敵軍便攻到北京。所以在戰略形勢上,必須將防線向北移,越是推向北方,山海關越安全,北京也越安全。

袁崇煥一再向上司提出這個關鍵問題。王在晉是萬曆二十年進士,江蘇太倉人的文弱書生,根本不懂軍事,眼光短淺,膽子又小,聽袁崇煥說要在關外守關,想想道理倒也是對的,便主張在山海關外八里的八里鋪築城守禦。他一定想,離山海關太遠,逃不回來,那怎麼得了?袁崇煥認為只守八里的土地沒有用,外圍陣地太窄,起不了屏障山海關的作用,和王在晉爭論,王不採納他的意見。於是袁崇煥去向首輔葉向高申請,葉也不理。

袁崇煥的主張雖然正確,然而和頂頭上司爭論了一場之後,意見不蒙採納,竟逕自去向最高行政首長投訴。越級呈報是官場大忌,他做官的方式卻大大不對了。這又是他蠻勁的表現之一。

這時寧遠之北的十三山有敗卒難民十餘萬人,給清兵困住了不能出來。朝廷叫大學士孫承宗設法解救。袁崇煥申請由自己帶兵五千進駐寧遠作聲援。另派驍將到十三山去救回潰散了的部隊和難民。王在晉覺得這個軍事行動太冒險,不加採納。結果十餘萬敗卒難民都被清兵俘虜,只有六千人逃回。

滿清這時在經濟上實行奴隸制度,女真人當兵打仗,以搶劫財物為主要工作,認為男子漢耕田種地是恥辱,所以俘虜了漢人和朝鮮人來耕種。漢人、朝鮮人的奴隸是可以買賣的,當時價格是每個精壯漢人約為十八兩銀子,或換耕牛一頭。十三山的十多萬漢人被俘虜了去,都成為奴隸,固然受苦不堪,同時更大大增加了滿清的經濟力量。

那時袁崇煥仍是極力主張築城寧遠。朝廷中的大臣都反對,認為寧遠太遠,守不住。大學士孫承宗是個有見識之人,親自出關巡視,瞭解具體情況,接受了袁崇煥的看法。

不久孫承宗代王在晉作遼東主帥。天啟二年九月,孫承宗派袁崇煥與副將滿桂帶兵駐守寧遠,這是袁崇煥領軍的開始。

滿桂是蒙古人,驍勇善戰。從那時起,他和袁崇煥的命運就永遠結合在一起,再也分不開了。一個蒙古武將,一個廣東統帥,都是十分剛硬、十分倔強的脾氣。兩人一起經歷了多次生死患難,也有過不知多少次激烈的爭吵。一直到死,兩人仍是在爭吵。但在兩人的內心,卻又一定是互相欽佩。那既是英雄重英雄的心情,又知道在抗拒清兵大敵之時,非仰仗對方的力量不可。高明的組織才能和正確的戰略決策是必要的,親臨前敵、殊死決戰的剛勇也是必要的。



寧遠在山海關外二百餘里,只守八里和守到二百多里以外,戰略形勢當然大有區別。

寧遠現在叫作興城,有鐵路經過,是錦州與山海關之間的中間站。地濱連山灣,與葫蘆島相距甚近。我真盼望將來總有一日能到興城去住幾天,好好的看看這個地方。

天啟三年九月,袁崇煥到達寧遠。

本來,孫承宗已派游擊祖大壽在寧遠築城,但祖大壽料想明軍一定守不住的,只築了十分之一,敷衍了事。

袁崇煥到後,當即大張旗鼓、雷厲風行的進行築城,立了規格:城牆高三丈二尺,城雉再高六尺,城牆牆址廣三丈,派祖大壽等督工。袁崇煥與將士同甘共苦,善待百姓,當他們是家人父兄一般,所以築城時人人盡力。次年完工,城高牆厚,成為關外的重鎮。這座城牆是袁崇煥一生功業的基礎。這座城牆把滿清重兵擋在山海關外達二十一年之久,如果不是吳三桂把清兵引進關來,不知道還要阻擋多少年。

關外終於有了一個安全的地方。這些年來,遼東遼西的漢人流離失所,若是給滿洲人擄去,便成了奴隸,於是關外的漢人紛紛湧到,遠近視為樂土,人口大增。寧遠城一築成,明朝的國防前線向北推移了二百餘里。

袁崇煥同時開始整飭軍紀,他發現一名校官虛報兵額,吞沒糧餉,蠻子脾氣發作,當即將他殺了。但按照規定,他是無權擅自處斬軍官的。孫承宗大怒,罵他越權。袁崇煥叩頭謝罪。孫承宗也就算了。他後來擅殺毛文龍,在這時可說已伏下了因子。

孫承宗也是個積極進取型的人物,這時向朝廷請餉二十四萬兩,準備對清軍發動進攻。孫承宗是教天啟皇帝讀書的老師,天啟對老師很不錯,立刻就批准了。但兵部尚書與工部尚書互相商議說:「軍餉一足,此人就要妄動了。」所以決定不讓他「餉足」,採取公文旅行的拖延辦法,使孫承宗的戰略無法進行。孫承宗於是進行屯田政策,由軍士自耕自食,卻也得到很大的成效。

天啟四年,袁崇煥與大將馬世龍、王世欽等率領一萬二千名騎兵步兵東巡廣寧。廣寧即今北鎮縣,在錦州之北,離滿清重鎮瀋陽已不遠了。袁崇煥還沒有和清兵交過手,這次已含有主動挑戰的意味。但清兵沒有應戰。袁崇煥一軍經大凌河的出口十三山,從海道還寧遠。這時清兵已退出十三山。

袁崇煥這次陸海出巡,寫了一首詩,題目是《偕諸將遊海島》,不說「率諸將」而說「偕諸將」,不說「巡海島」而說「遊海島」,頗有儒將的雅量高致。詩中很清楚的抒寫了他的心情:是戰是守的方略苦受朝廷牽制,不能自由,見到大好河山,更加深了憂愁。對榮華富貴我早已看得極淡,滿腔忠憤,卻只怕別人要說是杞人憂天。外敵的侵犯最後總是能平定的,但朝廷中爭權奪利的鬥爭卻實是大患,不知幾時方能停止?看到天上浮雲,冷清清的月亮,又想到我父親逝世,傷心得腸也要斷了

短短三四年之間,從京師戒嚴到東巡廣寧,軍事從守勢轉為攻勢,這主要是孫承宗主持之功,而袁崇煥也貢獻了很多方略。

孫承宗很賞識他,盡力加以提拔。袁崇煥因功升為兵備副使,再升右參政。孫承宗對他言聽計從,委任甚專。

天啟五年夏,一切準備就緒,孫承宗根據袁崇煥的策劃,派遣諸將分屯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大凌河、小凌河諸要塞,又向北推進了二百里,幾乎完全收復了遼河以西的舊地,這時寧遠又變成內地了。

清兵見敵人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推進,四年之中也不敢來犯。然而進攻的準備工作卻做得十分積極,努爾哈赤將京城從太子河右岸的東京城移到了瀋陽,以便於南下攻明、西取蒙古,保持充分的出擊姿態。

孫承宗有才識,有擔當,有氣魄,袁崇煥對他既欽佩,又有知遇的感激,這樣的上司是極難遇到的。眼見他和孫承宗的共同計劃正在一步步的實現,按部就班的收復失地,這幾年袁崇煥一定過得十分快樂。他和手下將領滿桂、左輔、朱梅、祖大壽、何可綱、趙率教、孫祖壽等人的戰鬥友誼,也在這些日子中不斷加深。



可是好景不常,時局漸漸變壞。天啟皇帝熹宗越來越喜歡做木工。魏忠賢的權力越來越大,盡量發揮他地痞流氓性格中的無賴、無知、無恥、以及無法無天。

天啟五年,魏忠賢大舉屠戮朝廷裏的正人君子,將彈劾他二十四條大罪的楊漣下獄。同時下獄的有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等大臣,所誣陷的罪名是貪污。百姓大憤,數萬士民在北京街道上呼叫大哭。魏忠賢不敢正式審訊,命獄卒在監獄中打死了這些大臣。楊漣死得最慘,土囊壓身,鐵釘貫耳。

不久,魏忠賢又殺熊廷弼。

熊廷弼在遼東立有大功,蒙冤入獄,百姓都很同情他。民間流傳一部繡像演義小說《遼東傳》,描寫熊廷弼守遼東的英勇事跡。魏忠賢的徒黨中有一個名叫馮銓的,他父親當年在遼東作布政的官,清兵未到,先就鼠竄南逃。《遼東傳》第四十八回有「馮布政父子奔逃」一節,描寫馮銓父子棄職而逃的狼狽醜態,可說是當時的「新聞體小說」。

馮銓對這事深為懷恨,又要討好魏忠賢,於是買了一部《遼東傳》放在衣袖裏,見到熹宗後,把小說拿出來,誣告說:「這部演義小說是熊廷弼作的,他吹噓自己的功勞,想要免罪。」熹宗信以為真,登時大怒。大概他看到小說中的繡像將熊廷弼畫得威風凜凜,而文字中或許對皇帝還頗有諷刺,於是即刻下旨將熊廷弼斬首,還將他的首級送到各處邊界上去給守軍觀看,那就叫做「傳首九邊」,說他犯了不戰的大罪。然而真正應當負責的王化貞反而不殺。

文字獄也開始發展。江蘇太倉的兩個文人作詩哀悼熊廷弼,都被加以「誹謗」罪名而處斬。



魏忠賢喜歡文官武將送他賄賂,越多越好。孫承宗帶兵十多萬,糧餉很多,應當大量剋扣下來轉奉給他「九千歲」才是。孫承宗不肯這樣辦,魏忠賢自然不喜歡,於是派了個吹牛拍馬的小人高第去代孫承宗作遼東經略。高第一到任,立刻就說關外之地不可守,要撤去關外各城的守禦,將部隊全部撤入山海關。

這戰略之胡塗,真是不可理喻。那時清兵又沒有來攻,完全沒有撤兵逃命的必要。大概他是怕一旦來攻,非敗不可,還是先行撤兵比較安全。

袁崇煥當然極力反對,對高第說:「兵法有進無退。諸城既已收復,怎可隨便撤退?錦州、右屯衛一動搖,寧前就震驚,山海關也失了保障。這些外衛城池只要派良將守禦,一定不會有危險的。」高第不聽,下令寧遠、前屯衛也撤兵。

袁崇煥倔強得很,抗命不聽,說道:「我做的是寧前道的官,守土有責,與城共存亡,決計不撤。」

高第是膽小的書生,袁崇煥雖是他部屬,但見他蠻勁發作,聲色俱厲的不服從命令,也就不敢對他怎樣,只是下令將錦州、右屯、大小凌河、松山、杏山的守兵都撤去了,放棄了糧食十餘萬石。撤退毫無秩序,軍民死亡載道,哭聲震野,百姓和將士都是氣憤難當。

袁崇煥的父親早一年死了,按照規矩,兒子必須回家守喪。當時朝廷以軍事緊急,下旨不許他回家,命他在職守制,稱為「奪情」。這時袁崇煥大怒,上奏章要回家守制。朝廷不准,為了慰撫他,升他為按察使。但這樣一來,數年辛辛苦苦的經營毀於一朝。雖然陞官,也決不會開心。

可以想像得到,袁崇煥在這段時期中,「×他媽」的廣東三字經不知罵了幾千百句。他是進士,然而以他的性格而遇上這種事情,不罵三字經何以洩心中之憤?或許高第不敢見他的面,否則被他飽以老拳、毆打上司的事都可能發生。

高第,字登之,萬曆十七年進士。他考試果然「高第登之」,但做大軍統帥,卻是「要地棄之」。

軍事上這樣荒謬的決策,大概只有當代南越阮文紹主動放棄順化、峴港,棄軍四十萬,因而引致南越全面潰敗一事,可以與之「媲美」。

關於袁崇煥的事跡,如未注明出處,主要係依據《明史‧袁崇煥傳》所載。

袁崇煥考舉人時,有「秋闈賞月」詩,有句:「竹葉喜添豪士志,桂花香插少年頭。」

袁崇煥《募修羅浮諸名勝疏》:「余生平有山水之癖,即一丘一壑,俱低徊不忍去。故十四公車,強半在外,足跡幾遍宇內。」《下第》詩有云:「遇主人寧易,逢時我獨難。八千憐客路,三十尚儒冠。」從東莞到北京,約八千里。

他到浙江嵊縣遊覽時,與好友秦六郎中宵長談,有《話別秦六郎》詩:「海鱷波鯨夜不啾,故人談劍剡溪頭。言深夜半猶疑晝,酒冷涼生始覺秋。水國芙蓉低睡月,江湄楊柳軟維舟。自憐作賦非王粲,戛玉鳴金有少游。」

袁崇煥在《天啟二年擢僉事監軍奏方略疏》中提出招募兵員的要求,宣稱:「他日戰之不力,即斬臣於行軍之前,以為輕事者戒。」最後說:「如聽臣之言,行臣之忠,臣必效力以舒人神之憤。不但鞏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將復之。謀定而戰,臣有微長也。」他上任後的第一道奏章,便提出了「謀定而戰」的四字要訣,同時也自豪而自信的說:「臣有微長也。」

招募和調集三千名廣東兵、六千名廣西兵,一共大約花了二十萬兩銀子。據袁崇煥所申請的預算,廣東兵要安家、行糧、衣甲、器械等費,每人二十餘兩。廣西狼兵本來就是兵,所以不發安家、兵甲費用,只需從廣西到關外的行糧每人六兩銀子。

詳見王鐘翰《滿族在努爾哈齊時代的社會經濟形態》、《皇太極時代滿族向封建制的過渡》。

原詩是:「戰守逶迤不自由,偏因勝地重深愁。榮華我已知莊夢,忠憤人將謂杞憂。邊釁久開終是定,室戈方操幾時休?片雲孤月應腸斷,樁樹凋零又一秋。

《袁崇煥評傳》三



本書附於《碧血劍》,我僅轉前四章,餘下內容請讀者自行寻找借閱,難度應該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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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煥評傳》三

神宗死後,兒子光宗只做了一個月皇帝就因誤服藥物而死。光宗的兒子朱由校接位,歷史上稱為熹宗,年號天啟。

光宗做皇帝的時間極短,留下的麻煩卻極大,明末三大案梃擊、紅丸、移宮,都和他的皇位及生死有關。眾大臣分成兩派,紛爭不已。紛爭牽涉到旁的一切事情上,只要是對方一派之人所做的事,不論是對是錯,總是拿來激烈攻擊一番。

熹宗接位時虛歲十六歲,其實不滿十五歲,還是個小孩子,他對乳母客氏很依戀。這個客氏很喜歡弄權,在宮裏和太監魏忠賢有點古怪的性關係。宮裏太監和宮女很多,為了寂寞而互相安慰,大家私下戀愛,然而太監是閹割了性機能的陰陽人,所以這既不是異性戀愛,又不是同性戀,當時稱為「對食」,意思說不能同床,只不過相對吃飯,互慰孤寂而已。魏忠賢做了客氏的對食,漸漸掌握了大權。

熹宗是個天生的木匠,最喜歡做的事,莫過於鋸木、刨木、油漆而做木工,手藝高明得很。魏忠賢總是乘他做木工做得全神貫注之時,拿重要奏章去請他批閱。熹宗怎肯放下心愛的木工不理?把手一揮,說道:「別來打擾,你瞧著辦去吧。」於是魏忠賢就去瞧著辦了,越來越無法無天。

朝裏自有一批諂諛無恥之徒去奉承他,到後來,魏忠賢成了實際上的皇帝。熹宗是「萬歲」,有些官員見了魏忠賢叫「九千歲」,表示他只比皇帝差了一點兒。到後來,個人崇拜更是大張旗鼓,搞得如火如荼,全國各地為魏忠賢建生祠。本來,人死了才入祠堂,可是他「九千歲」老人家活著的時候就起祠堂,祠中的神像用真金裝身,派武官守祠,百官進祠要對他神像跪拜,那是貨真價實的個人崇拜。

魏忠賢本來是個無賴流氓,年輕時和人賭錢,大輸特輸,欠了賭帳還不出,給人侮辱追討,實在吃不消了,憤而自己閹割,進宮做了太監。他不識字,但記性很好,是個完全沒有受過教育的賭棍。當世第一大國的軍政大權卻落在這樣的人手裏。

熊廷弼在遼東練兵守城,招撫難民,整肅軍紀,修治器械,把局面穩定下來。他所接手的那個爛攤子,給他整頓得有些像樣了。滿清見對方有了準備,就不敢貿然來攻。但朝裏敵對一派的大臣卻來跟他過不去,不斷上奏章攻擊,說他膽小,不敢出戰;說他無能,不能盡復失地。於是朝廷革了熊廷弼的職,聽候查辦,改用袁應泰做統帥。

袁應泰是第一流的水利工程人才,一生修堤治水,救濟災民,大有功勞。他性格寬仁,辦事勤勉,打仗卻完全不會。滿清努爾哈赤得知熊廷弼去職,大喜過望,便領兵來攻。袁應泰率軍應戰,七萬兵大潰。清兵佔領瀋陽,又擊破了明軍的兩路援軍,再攻遼陽。明兵又大敗,滿兵取得軍事要塞遼陽。

軍事局勢糟糕之極,朝廷束手無策,只好再去請熊廷弼出來,懲罰了一批上次攻擊他的官員,算是給他平氣。可是兵部尚書張鶴鳴和熊廷弼意見不合,只喜歡馬屁大王巡撫王化貞,囑咐王化貞不必服從熊廷弼指揮。

王化貞向朝廷吹牛,只須六萬兵就可將滿清一舉盪平。朝廷居然信了他的。熊廷弼極力認為準備不足,不可進攻。兵部尚書卻一味袒護王化貞。於是王化貞領兵十四萬出戰,一交鋒全軍潰沒。清兵攻佔堅城廣寧。總算熊廷弼領了五千兵殿後,保護難民和敗兵數十萬退入山海關。朝廷不分青紅皂白,將王化貞和熊廷弼一起逮捕。張鶴鳴免職。

到這時為止,明清交鋒,已打了三場大仗。每一仗明軍都是大敗。

明兵的戰鬥力固然不及清兵,但也不是不能打,不肯打。每一個大戰役,總兵官都陣亡,副將、參將也大都陣亡。明兵人數都超過清兵數倍,武器更先進得多,有火器。三個大戰役的失敗,主因都是在於軍隊沒有準備、缺乏訓練,以及主帥戰略不當,指揮錯誤。軍務廢弛,士氣低落,當然也是由於統帥失責。

以中國之大,為甚麼經常缺乏有才能的統帥?根本癥結是在明朝一個絕對荒謬的制度:由文官指揮戰役。

這個制度的根源,在於皇帝不信任武官。明朝皇帝不信任武將,怕他們手裏有了武力,就會搶奪皇帝的寶座,先是派文官去軍中監視,後來索性叫文官做總指揮,到後來連文官也不信任了,於是再加派太監作監軍。太監既是皇帝的心腹親信,另有一樣好處,太監沒有兒子,篡位的可能性就很小。做了皇帝而不能傳於子孫,做皇帝的興趣就大打折扣了。

明朝御史的權力很大,有權監察各行政部門。大學士代皇帝擬的聖旨、六部尚書所下的決定,御史都可放言批評,而且批評經常發生效力。皇帝派去監察武將的「總督」、「巡撫」,本來都是屬於「都察院」的監察官。因為監察官權大,後來就變成了總司令、總指揮。

但要做到御史,通常非中進士不可。要中進士,必須讀熟四書五經,書法漂亮,會做起承轉合的八股文。明朝讀書人如何廢寢忘食的學八股文、考進士,讀一下《儒林外史》就很清楚了。明朝派去帶兵、指揮大軍,和清軍猛將銳卒對抗的,卻都是這批熟讀詩云子曰、八股文做得很好的進士。

明末抗清有三個名將,功勳卓著:熊廷弼是萬曆二十五年的解元(唐伯虎一類身份),萬曆二十六年的進士。孫承宗是萬曆三十二年的進士第二名(榜眼)。袁崇煥是萬曆四十七年進士。他們三個是文官,幸虧碰巧有用兵的才能。本來明末皇帝的運氣不壞,做八股文考中進士的文人之中居然出現了三個軍事專家。然而文官會帶兵,那就是危險人物。明朝皇帝罷斥了其中一個,殺死了另外兩個。

別的奉命統兵抗清的八股文專家們可就沒有軍事才能了。楊鎬,萬曆八年進士,指揮大軍,全軍覆沒。袁應泰,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指揮大軍,全軍覆沒。王化貞,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指揮大軍,全軍覆沒。



袁崇煥是在這樣的政治、經濟、軍事背景之下,去應付遼東艱巨的局面。當然,更艱巨的,是應付北京朝廷中的局面。

背後是昏憒胡塗的皇帝、屈殺忠良的權奸、嫉功妒能的言官;手下是一批饑餓羸弱的兵卒和馬匹,將官不全,兵器殘缺,領不到糧,領不到餉,所面對的敵人,卻是自成吉思汗以來,四百多年中全世界從未出現過的軍事天才努爾哈赤。這個用兵如神的統帥,傳下了嚴密的軍事制度和紀律,使得他手下那批戰士,此後兩百年間在全世界所向無敵。鐵騎奔馳於北陲大漠、南疆高原、擴土萬里,的的確確是威行絕域,震懾四鄰。

努爾哈赤以祖宗遺下的十三副甲冑起家,帶領了數百名族人東征西討,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疆域最大的大帝國(元朝的蒙古帝國橫跨歐亞,不能說中華帝國的領土竟有這麼大。蒙古大帝國的中國部分,遠比清朝的疆域為小)。清朝的疆域比漢朝、唐朝全盛時代都大得多,宋明兩朝更不能與之相比。今日中國領土中的西藏、新疆、黑龍江、臺灣、青海、內蒙古等大片土地,都是滿洲人得來的。當時外蒙古、朝鮮、越南、琉球、今日蘇聯東部的大片土地都是中國的領土或屬地。清朝全盛時期的領土,比現在的中國大得多了。

滿洲戰士後來打敗了俄羅斯帝國的騎兵,打敗了尼泊爾的居喀兵,打敗了蒙古兵,打敗了朝鮮兵,打敗了越南兵,間接打敗荷蘭兵(鄭成功先打敗荷蘭兵,攻佔台灣,滿洲兵再打敗鄭成功的孫子),在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的兩百年中,無敵於天下。

至於當時和明帝國交戰,已接連三次殺得明軍全軍覆沒,每一個戰役都是以少勝多。努爾哈赤興兵以來,迄此時為止,百戰百勝,從未吃過一個敗仗。

努爾哈赤幼時在明朝大將李成樑家中為奴,識得漢語漢文,喜讀《三國演義》與《水滸傳》。他的智略一部分是天生,一部分當是從這兩部小說中得來的。

努爾哈赤自己固然智勇雙全,他還有一大批精明驍勇的子侄,剽悍兇猛的將領,部勒嚴整的戰士。

當時有一句諺語說:「女真不滿萬,滿萬不可敵。」因為女真人熟習弓馬,強悍善戰,漢人向來不是他們的敵手。這時女真精兵八旗,每旗七千五百人,已有六萬之眾了。

袁崇煥所面對的是這樣了不起的大敵,而他卻是個書生。他會做詩,字寫得很好,文章有氣勢,既然中了進士,八股文當然也做得不錯,詩云子曰背得很熟。相信他不會射箭,寧遠第二次大戰時,他自稱只是在城頭大聲吶喊

努爾哈赤與袁崇煥正面交鋒之時,滿清的兵勢正處於巔峰狀態,而明朝的政治與軍事也正處於腐敗絕頂的狀態。以這樣一個文弱書生,在這樣不利的局面之下,而去和一個縱橫無敵的大英雄對抗,居然把努爾哈赤打死了,打三場大戰,勝了三場,袁崇煥的英雄氣概,在整個人類歷史中都是十分罕有的。

努爾哈赤有十六個兒子,個個是有名的勇將。兩個侄兒阿敏與濟爾哈朗也十分厲害。

康有為《袁督師遺集序》盛稱其文字雄奇:「夫袁督師之雄才大略,忠烈武棱,古今寡比。其遺文雖寥落,而奮揚蹈厲,鶴立虹布,猶想見魯陽揮戈、崆峒倚劍之神采焉。」

《明史》說熊廷弼左右手都會射箭,但沒有提到袁崇煥會武。

《袁崇煥評傳》二

《袁崇煥評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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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煥評傳》二

就在這時候,滿清開始崛起。萬曆四十五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發兵攻明,次年攻佔遼東重鎮撫順。明兵大敗,總兵官張承蔭戰死,萬餘兵將全軍覆沒,舉朝震駭。

四十七年,遼東經略楊鎬率明軍十八萬,葉赫(滿清的世仇)兵二萬,朝鮮(中國的屬國)兵二萬,兵分四路,大舉攻清。清兵八旗兵約六萬人,集中兵力,專攻西路一路。西路軍的總兵官杜松是明軍的勇將,平時最喜歡做的事,就是脫去衣衫,將滿身的纍纍刀槍瘢痕向人誇示。出兵之時,他脫去上身衣衫,在城中遊街,百姓鼓掌喝彩。

西路這一仗,稱為「薩爾滸之役」,明軍有火器鋼炮,軍火銳利得多。但杜松有勇無謀,他是統兵六萬的兵團司令,卻打了赤膊,露出全身傷疤,一馬當先的衝鋒。大概他是《三國演義》的讀者,很羨慕「虎癡」許褚的勇猛。在「許褚裸衣鬥馬超」這回書中,描寫許褚「卸了盔甲,渾身筋突,赤體提刀,翻身上馬,來與馬超決戰。」果然威風得緊。但不知他記不記得許褚這場狠鬥,結果是「操兵大亂,許褚背中兩箭」?有趣的是,小說的評注者評道:「誰叫汝赤膊?」

明清兩軍列陣交鋒之時,突然天昏地暗,數尺之外就甚麼也瞧不見了。杜松又犯了一個大錯誤,下令眾軍點起火把。這一來,明軍在光而清軍在暗,明軍照亮了自身,成為清兵的箭靶子。努爾哈赤統兵六旗作主力猛攻,他兒子代善和皇太極各統一旗在右翼側攻。結果杜松的遭遇比許褚慘得多,身中十八箭而死,當真是「誰叫汝赤膊?」總兵官陣亡,明軍大亂,六萬兵全軍覆沒。

努爾哈赤採取了「集中主力,各個擊破」的正確戰略,一個戰役、一個戰役的分開來打。明軍北路總兵官馬林、東路總兵官劉紝都大敗陣亡,朝鮮都元帥率眾降清。

劉紝是當時明朝第一大驍將,打過緬甸、倭寇,曾率兵援助朝鮮對抗日本入侵,大小數百戰,威名震海內。他所用的鑌鐵刀重一百二十斤,馬上輪轉如飛,天下稱為「劉大刀」。他的大刀比關羽的八十一斤青龍偃月刀還重了三十九斤。據說他能單手舉起一張擺滿了酒菜碗筷的柏木八仙桌,在大廳中繞行三圈。連杜松、劉紝這樣的驍將都被清兵打死,明軍將士心理上受到的打擊自然沉重之極,提到滿清「辮子兵」時不免談虎色變。

這場大戰是明清兩朝興亡的大關鍵,而勝敗的關鍵在於:第一、明方的主帥楊鎬是文官,完全不懂軍事。第二、明朝政事腐敗已達極點,連帶的軍政也廢弛不堪,軍隊久無訓練,完全沒有必要的軍事準備

楊鎬全軍覆沒,朝廷派熊廷弼去守遼東。

萬曆四十六年七月,熊廷弼剛出山海關,鐵嶺已經失陷,瀋陽及附近諸城堡的軍民紛紛逃竄。熊廷弼兼程進入遼陽。經過神宗數十年來的百事不理,軍隊紀律蕩然,士無鬥志,騎兵故意將馬匹弄死,以避免出戰,只要聽到敵軍來攻,滿營兵卒就一哄而散。熊廷弼面臨的局面實在困難已極。軍餉本已十分微薄,但皇帝還是拚命拖欠,不肯發餉

神宗見邊關上追餉越迫越急,知道挨不下去了,可是始終不肯掏自己腰包,結果想出了一個對策:再加田賦百份之二。連同以前兩次,已共加百份之九,然而向百姓多徵的田賦,未必就拿來發軍餉,皇帝的基本興趣是將銀子藏之於內庫。

邊界上的警報不斷傳來,群臣日日請求皇帝臨朝,會商戰守方略。皇帝總是派太監出來傳諭:「皇上有病。」吏部尚書趙煥實在忍不住了,上奏章說:「將來敵人鐵騎來到北京城外,陛下也能在深宮中推說有病,就此令敵人退兵嗎?」神宗看了這道諷刺辛辣、實已近乎謾罵的奏章,只是心中懷恨,卻說甚麼也不肯召開一次國防會議。

神宗搜括的銀錠堆積在內庫,年深月久,大起氧化作用,有的黑得像漆,有的脆腐如泥土,就是不肯拿出來用。但他終於死了,千千萬萬的銀兩,一兩也帶不去

神宗,神宗,真是「神」得很,神經得很!

崇禎時任大學士的徐光啟在《庖言》中說:滿洲人舊都北門,居住的大都是鐵匠,延袤數里。在當時那便是一個規模龐大的兵工廠組合了。因此滿洲兵的盔甲精良,頭盔、面具、護臂、護手,都是精鐵所製,馬匹的要害處也有精鐵護具。但明兵盔甲卻十分簡陋,除了胸背有甲之外,其餘部分全無保護。滿洲兵衝到近處,專射明兵的臉及脅,中箭必死。又據當時明人程令名說,努爾哈赤所居的都城「北門外則鐵匠居之,專治鎧甲;南門外則弓人、箭人居之,專造弧矢。」

熊廷弼於八月二十九日上書朝廷,陳述遼東明軍情況:「殘兵——身無片甲,手無寸械,隨營糜餉,裝死扮活,不肯出戰——點冊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領餉有名,及聞警告而又去其半——將領皆屢次征戰存剩、及新敗久廢之人,一聞警報,無不心驚膽喪者——見在馬一萬餘匹,多半瘦損,率由軍士故意斷絕草料,設法致死,備充步兵,以免出戰,甚有無故用刀刺死者。——堅甲利刃,長槍火器,喪失俱盡。今軍士所持弓皆斷背斷弦,所持箭皆無羽無鏃,刀皆缺鈍,槍皆頑禿。甚有全無一物而借他人以應點者。又皆空頭赤體,無一盔甲遮蔽。——聞風而逃,望陣而逃,懼戰而逃。頃聞北關信息,各營逃者日以千百計。如逃止一二營或數十百人,臣猶可以重法繩之。今五六萬人,人人要逃。雖有孫吳軍令,亦難禁止。」

萬曆四十八年三月,熊廷弼上奏:「四十七年十二(疑為「一」字)月赴戶部,領餉二十萬兩,十二月領餉十萬兩,四十八年正月領餉十五萬兩,俱無發給——豈軍到今日尚不餓,馬到今日尚不瘦不死,而邊事到今日尚下急耶?軍兵無糧,如何不賣襖褲雜物?如何不奪民間糧窖?如何不奪馬料養自己性命,馬匹如何不瘦不死?而戶部猶漠然不一動念。」他說戶部猶漠然不一動念,是客氣的說法,漠然不動一念的,當然是皇帝自己。

「他日薊門蹂躪,鐵騎臨郊,陛下能高拱深宮,稱疾卻之乎?」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言:「內庫十萬兩內五萬九千兩,或黑如漆,或脆如土,蓋為不用朽蠹之象。」

中共考古工作者發掘帝皇墳墓,偏偏揀中了神宗的「定陵」,改建為博物館,稱為「地下宮殿」。

《袁崇煥評傳》一

《袁崇煥評傳》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