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ry of 42

田園將蕪

——後鄉村時代記事

作者：江子

ISBN：978-7-224-10540-7-

江西人民出版社

從外表看，我已經與一名城裡人無異。

我也算得上是衣冠楚楚。我的皮膚也還白皙。我的普通話還算流利。我保持著城市的許多生活習慣：出門頭髮梳得整齊，喜歡喝點好茶和咖啡。我走起路來和城裡人一樣快慢有致。我還喜歡看碟，聽音樂，對足球也說得上愛好，床頭上堆著一些與精神有關的書。必要的時候，我還能說上幾句這座城市的方言，短時間內一般不會露出漏洞，對我不熟悉的人，完全可能把我當作土生土長的本市人。

可我是農民的後裔，是一個生活在城裡的鄉下人。在許多表格關於籍貫的一欄裡，我寫的是與我所在的城市不一樣的一個地址﹁吉水﹂——距離我居住的城市二百公裡之遙的南方小縣。而若干年前，我在吉水工作時，寫的是﹁楓江鎮下隴洲村﹂。

那是吉水贛江之濱的一個村子。除了求學，我的童年和少年都在那裡度過。那裡至今住著我的父輩和兄弟。從這個村莊出發，我的親友遍布故鄉的山山水水。得益於國家早年沒有來得及實施計劃生育政策，祖輩強大的生殖力衍生了故鄉龐大的親系。

他們是卑微的、底層的一群，是大地上匍匐的一群。他們多麼渴望在天空中飛翔——城市就是他們常常窺視、仰望的天空。從農村包圍城市，是我的故鄉世世代代不死的心。城市擁有任何時代都是最好的物質和精神資源：高層的行政機關，先進的醫療、教育、物流、文化體系。因為求學、患病、購物或者厄運，他們暫時離開了鄉村，坐火車或汽車，沿著血脈的通道，秘密潛人城市，與我會合。鄉音或者他們口中的我在鄉村粗鄙難聽的乳名，就是接頭的暗語。

他們是我的另一個組織，掌握了我的血脈、出身甚至更多的秘密檔案。我其實是他們安排在這座城市的臥底，是潛伏在城市內部的、為故鄉工作的地下工作者。我的衣冠楚楚人模狗樣從另一個角度上來說，不過是為了便於開展工作的一種化妝術。一名潛入城市的臥底，就是我在故鄉的組織掌握的檔案上的真實身份。

那個人站在那裡，手足無措。那個人無論頭髮臉龐和衣著，都與那座很歐化的拱形的大門外觀和來來往往的高檔車輛極不相稱。那個人頭髮蓬亂，皮膚粗糙黝黑，面色愁苦，鬍子拉碴，皺巴巴的襯衫有一塊明顯的印記——顯然那是不習慣出遠門暈車嘔吐的痕跡。那個人的手裡提著一個髒兮兮的蛇皮袋，背上背著一床被子，被面的花色是嶄新而豔俗的那種。那個人的樣子就像一個難民。他的旁邊，是他的兒子，兩手空空，卻因為和他的難民父親站在一起感到尷尬萬分。

他是我的姨父。站在他身邊的是我的表弟。姨父看見我，臉上露出了沒有被人察覺的笑意。他的神情看起來有些激動，但是他並沒有像在故鄉的路上遇見時那樣大叫大嚷，而是竭力保持著克制。待我走近，他顯得訓練有素地慢慢伸出了手，輕輕地用鄉音喚了我一聲——就像電影裡組織派來的人與地下黨員在敵佔區秘密接頭一個樣。

姨父生了兩個兒子。他靠著種幾畝地和做點小生意供兩個兒子上學。大兒子今年高考落榜，可他還想上學。前些日子，姨父從家鄉打電話給我，問我有沒有什麼辦法，讓表弟在省城上一所民辦大學。我說乾脆讓他出去打工算啦，去民辦大學上學能讀到什麼東西？再說那該要老大一筆錢呢，您現在負擔那麼重。可姨父說兒子想讀，做父母的，就成全他麼。從電話裡聽得出，姨父有一種為了兒子豁出去的悲壯意味。

我知道這是我的組織交給我的任務。我必須充分利用我的城裡人身份來完成它。接到姨父的電話以後，我費勁了心機搞到了這座城市幾乎所有民校的情報，內容從建校歷史、學校規模、師資力量、專業結構、收費就業情況等無所不包。最後，我把目標鎖定了市郊一所據說就業率 98％ 以上的大學。其實所有的民辦高校只要給錢就能上，但我不能讓姨父把辛辛苦苦積攢的錢往水裡扔。

在單位隔壁的飯館裡，我叫了兩瓶啤酒，姨父說路上車暈得厲害，什麼也吃不下。他幾乎沒動什麼筷子，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菸。倒是表弟一個人自斟自飲把兩瓶啤酒幹了。我想，即使不暈車，這檔兒他也不會有什麼胃口—這座於他缺乏把握能力的城市危機四伏，對表弟前途命運的擔心顯而易見。再說了，每年上萬塊錢的學費，對他也不會是一個小數目。

我領著父子倆打車來到了那所大學報名處。正是報名的高峰時期，校園人山人海。姨父躲到偏僻處，費力地從縫合在褲子上的口袋裡掏出一疊皺巴巴的錢來。辦完手續，手中的錢變成了幾張輕飄飄的收據。我看見姨父的臉虛弱蒼白，手還有些抖。正是炎熱的九月天氣，他不停地用衣服的下擺擦著汗。很多衣著光鮮的人從他面前走過，露出了鄙夷和警惕的表情，仿佛他是一個被繳了械的俘虜。姨父告訴我，學費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借來的，要三分的利息。我說那該還到猴年馬月？他咬咬牙說，什麼時候還得清先不管，兒子讀書要緊。

報完名，姨父就要回去，農活不能耽誤，好幾丘田等著灌水呢。他反覆囑咐兒子，囉裡囉唆，表弟都有點煩了。——我盯著表弟不耐煩的臉色，心想，如果這傢伙做了一名城裡人，早晚會成為故鄉的叛徒。

姨父當天來當天回。他坐上回家的班車的時候，天已經全黑了。

我不認識眼前的這個人，雖然他有著和我的故鄉契合的表情和裝束，不同之處是他手裡拿著一張 X 光片。這張 X 光片此次變成了我和故鄉在城裡接頭的暗號。他是我舅舅的﹁特派員﹂。這個在牛皮紙信封裡半露半藏的膠片上記錄了舅舅的腰椎。舅舅是個泥瓦匠，在縣城的某個工地上打工。春節去給他拜年時得知他在縣城幹得不錯，比在家種幾畝地時強很多。可就在前幾天，他不小心從腳手架上摔下來，腰椎斷了。眼前的這個人是他工地上的工友。舅舅讓他帶話給我，要我去問省城的醫生能否不做手術，因為做手術會花光他全家僅有的存款，兩個孩子在縣城讀書就會成為問題。

我從紙袋裡取出這張片子，在陽光下觀望。我看不懂這片子的受傷情況，但我知道，那裡藏著我的舅舅—媽媽的弟弟的腰椎骨胳，它記錄了一個底層人的、靠手藝生活的莊稼漢的、很可能使他永遠失去勞動能力的一次事故。它是來自故鄉關乎命運的一張秘密圖案。

我帶著舅舅的工友來到單位附近的一所大醫院。已是下午四點，專家門診空無一人，我只好衝進了住院部，找到一名正在值班的骨科專家。我要讓我在不暴露身份的情況下從他的嘴中撬出有用的情報。我去買了一盒價格不菲的香菸—某種程度上它可以是一張城市通行證，也是一張名片，用來證明我城市人的身份。我客氣地給他點了煙，並開始運用與城裡人交談的一套話語系統，來表明我和他是同類的人。我儘量讓自己顯得鎮靜和有涵養，語言上既顯得謙恭又不失尊嚴。我臉上的表情也十分到位，沒有露出一點破綻。我費盡周折終於取得了他的信任、尊重和診斷。我成功了。

我聽到的結論是肯定要動手術，不然這輩子就廢了。當我不動聲色地提著裝了舅舅腰椎的牛皮紙袋走出醫院的時候，我的腰椎忽然傳出了一陣劇痛。

並不是每一次組織都會派人來跟我接頭，也有用電話、手機的時候。只要有來自故鄉區號的電話響起，我就心領神會這些只有我才能破解的密碼，我知道，那是故鄉正在給我發出新的指令。

有一天，我接到了一個電話。電話裡是個中年婦女的聲音，帶著哭腔。她問我是否記得她，曾經住在離我家隔幾棟房子的地方。她說我小時候叫她姑，她還經常抱我，小時候的我長得可胖呢。可後來她嫁到了我村隔壁的村子裡。她說是從我在老家的爸爸那裡要到我的手機號碼的。

說實話我對她並沒有什麼印象，只覺得聲音有點熟悉。再加上手機信號不太好，她的聲音帶著哭腔有些失真，我完全不知道她是誰。離開故鄉多年，故鄉的人和事，已有許多退出了記憶。但她的鄉音讓我對她的真實身份沒有產生一絲懷疑。

我知道，她是自己人。

電話裡開始絮絮叨叨地說事兒。她說她的兒子開長途汽車跑貨運，前幾天在廣州被別人的車撞了。她的兒子還住在醫院裡，傷得很重，肇事司機被當場抓著了，可不知什麼原因，不久就放了出來。這場車禍從此找不著事主了。兒子的傷得治，可眼看著快沒有錢了。她在電話裡哭起來，說這都是因為咱們是鄉下人啦，咱們在廣州人生地不熟的，石頭擲天也沒用啊。聽說只要有人給廣州打個電話那邊就會認真辦理。你是咱村裡的能人，聽說在省城當大官呢，你就給我打個電話過去吧，那邊也是省城，你這裡也是省城，省城還有不聽省城的？求求你了大侄子救救命呀，事情辦成後我打幾斤麻油專門到省城感謝你呀……

我沒有辦法幫這個忙。她想得太天真了。在廣州，除了家鄉的一些打工仔，我並不認識誰，更沒有打個電話就能把事兒給辦了的能力。廣州是我鞭長莫及的城市。我和那邊的城裡人沒有任何交情。我知道她正面臨的困境，可我一點辦法也沒有。我根本不是什麼官兒，我在城裡的身份只是一個靠寫字兒謀生的小文人。而此刻，我成了她落水時想抱著的一根虛弱的稻草。我艱難地回絕了她。她顯得多麼失望！在電話的最後，她嘟嘟囔囔，語氣中充滿了對我見死不救的埋怨。

我知道我讓我的組織失望了。我想我的故鄉肯定會有一段時間對我的忠誠產生懷疑。他們會以為我背叛了他們。﹁哼，人家是城裡人了，哪裡會看得起咱們鄉下人﹂，故鄉的人在議論我時肯定會這麼說。我將因此暫時蒙受冤屈。但作為一名臥底，蒙受冤屈是常有的事。對此，我已逆來順受。

我的親友們紛至沓來。可為了做好一名臥底，我必須承受更多。我必須讓自己越來越像一名城裡人。我必須討好領導，團結同事，善待他人，以取得這座城市更多的信任，從而讓自己在這座城市扎穩腳跟。我甚至對單位的守門人都不敢得罪，親友們給我帶來了紅薯辣椒我都要分給他一些，生怕他把故鄉來的人兇神惡煞地堵在門外。我必須更廣泛地熟悉城市，與更多的城裡人交朋友，以獲得更多的信息，竊取更多故鄉需要的情報。我必須擁有更多的資源：包括人脈資源和信息資源。我必須夜以繼日地工作。我的組織並不發給我所需要的資金，獎勵基本靠口碑，而我必須掙下所有的活動經費︵包括接待故鄉親友的食宿費、交通費和其他開支︶。在這個城市生活，我常常為資金的緊缺一籌莫展。我表面像城裡人一樣樂呵，可我內心的困窘，有誰知曉？一個臥底內心深埋的悲涼，又有誰分擔？我經常孤單地行走在這座城市的街頭，腳步遲疑，一方面對故鄉的命運憂心忡忡，一方面又為是否接聽顯示為故鄉號碼的座機、一直響個不停的手機而猶豫不決。

今夜故鄉又有人入城，說是半夜會來。從電話裡的聲音我知道那是我的一個遠親。他壓低著嗓音說他正在來城裡的夜班車上，可能要十二點左右才能到達。問他到底有什麼事，他欲言又止，顯然他說話不太方便。他的聲音在夜晚的班車上含混不清，呼呼的風聲和車輪在地面行駛的尖銳聲音隱約可聞，很讓我有一些風聲鶴唳的感覺。他乾脆說電話裡說不清。等到見面時一切就知道了。

接電話的前夕，我剛剛送走了一批來城裡的親友。家裡的餐桌上杯盤狼藉，我還來不及把一切清理乾淨。我在城裡用微薄的積蓄和一幢用對我來說是巨額的貸款買下的房子建成了故鄉在城裡的秘密交通站。我坐在親友們沉重的身體坐得凹陷了的沙發上，一動也不想動。故鄉親人們的蜂擁而來已經讓我疲憊不堪。我超負荷地在為我的組織工作。老實說，我受夠了。但我想起我的故鄉依然在苦難中掙扎，我的親友依然嘍蟻般活在蒼茫大地上，而我對他們的熱情款待和為他們的事情奔忙多少可以給他們帶來一星半點的希望和安慰，就一點脾氣也沒有了。是的，就像一名臥底不敢背叛他的組織，我怎麼會忍心改變對故鄉親友的忠誠，成為我貧弱不堪的故鄉千夫所指的叛徒？！

今夜，我依然靜靜地坐在家裡的燈光下，心平氣和地等著入城的親友，將我家的門，篤篤叩響。